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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翻譯原型
2020:12:19 17:17:00 作者:admin|VISITORS: |來源:佛山小原翻譯公司
29

Jun
2018

  “翻譯”是翻譯學最核心的概念,但對于“翻譯是什么?”“什么是翻譯,什么不是翻譯?”“我們應該根據什么標準來判斷翻譯和非翻譯”之類關涉翻譯本質的問題,在翻譯研究領域至今存在諸多爭議。人們難以達成共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們對翻譯有著不同的認識,或者說是由于人們對翻譯的認識或多或少受著傳統的“非此即彼” 經典范疇觀的影響。龍明慧撰寫的《翻譯原型研究》一書,把認知科學的原型理論引入翻譯研究,為如何認識翻譯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和解釋途徑。本文圍繞“翻譯原型”這個主題,就翻譯范疇屬性與翻譯本質方面的幾個核心問題展開討論,闡發一點個人認識,以期引起學界對翻譯原型研究的關注。

  一、原型理論與翻譯范疇屬性

  認知科學的原型理論是一種范疇化理論,即用來解釋人類如何通過分析、判斷、歸類等方法對客觀世界進行認識和定位的一種理論。該理論起源于對傳統經典范疇觀的置疑和挑戰。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提出的經典范疇觀認為,一切范疇皆由范疇成員共有的一組充分而且必要的特性來界定。這些特征是二元對立的,一個物體如果具備某個范疇成員的所有的重要特性,便可認定它屬于該范疇,否則不屬于該范疇。因此,不存在“好像屬于該范疇、又好像不屬于該范疇”的情況。即是說,不同范疇之間存在清晰的界限;在同一范疇中,各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即不存在典型成員與邊緣成員之間的差別(Ungerer and Schmid,1996: 23-24)。到了現代,由認知心理學家在實驗研究基礎上提出的原型理論則認為,范疇是圍繞原型(即范疇的中心成員)構成的,要判斷某個物體是否屬于某個范疇,依據是看它和原型之間是否有足夠的家族相似性;同一范疇的各成員之間的地位并不相同,典型成員具有特殊的地位,被視為該范疇的正式成員,非典型成員則根據其與典型成員的相似程度而被賦予不同程度的非正式成員地位,范疇的邊界是模糊、開放的。(同上:14-19)

  兩千多年來,傳統的經典范疇觀一直影響著哲學、心理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等領域,翻譯研究也一直深受其影響。表現之一是,翻譯理論中出現了無數的二元對立觀,如直譯與意譯、形式與意義、形似與神似、異化與歸化、忠實與不忠實、可譯與不可譯、翻譯作為藝術與翻譯作為科學等等互相沖突的思想與方法。當然,經典范疇觀對范疇進行非此即彼的二元劃分,自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因為這種對立現象在實際經驗中可以觀察得到而易于理解,就如自然界的光與暗、天與地。然而,更多的時候,它卻又是一種單向化和絕對化的認識方式,給人們帶來兩極化或者極端化的思維模式,使人們在對同一問題進行分析時,容易各執一端,爭論不休,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原型理論則與之相反,它跳脫對范疇認知的二元對立模式,強調范疇的原型性和范疇邊界的模糊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元對立觀非此即彼的認知缺陷。此外,在原型理論視角下,范疇同時具有開放性和穩定性的特征。一方面,由于范疇邊界是模糊的,所以它有極大的靈活性,能不斷適應新的信息和資料,使邊界不斷得到修正或擴大。另一方面,由于原型的存在,所以范疇結構又是相對穩定的,不會因為范疇邊界的變更而使其內涵發生本質變化。對傳統范疇來講,新的資料常常要求建立新的范疇或重新界定已存在的范疇,而對原型范疇而言,新的實體與新的體驗很容易與特定范疇聯系在一起,我們只需將其作為范疇的邊緣成員即可,而無須從根本上對范疇進行重新建構(Taylor, 1995: 52-53)。因此,原型范疇觀可以使我們以一種更為經濟、更加有效的方式來認識世界,包括翻譯世界。

  根據原型理論對于范疇的解釋(Berlin and Kay, 1991),我們不難發現,翻譯范疇剛好呈現出原型范疇的特點。首先,翻譯雖然有諸多屬性,但幾乎沒有哪一個屬性對翻譯而言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這也是對翻譯的本質難以界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翻譯范疇具有模糊的范疇邊界,即是說,翻譯活動和生成文本的其它活動如改寫、改編、創作之間,有時并無涇渭分明的界線。其三,如原型理論對一般范疇所闡釋的那樣,翻譯范疇的各個內部成員也各具不同的成員地位:雖然翻譯有多種形式和類型,有各種各樣的變體,但各種可以被稱為翻譯的活動,在翻譯范疇中并不具有同樣的成員地位。例如,不同的翻譯實例,雖然可被同樣歸為翻譯范疇,但并非是“同樣好的”翻譯實例;即使可被視為“同樣好的”翻譯實例,其“好” 的程度又可能各不相同。如此一來,翻譯研究中如果將翻譯視為一個原型范疇,那么,它一方面可以使翻譯保持其作為范疇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隨著人們對翻譯的認識不斷翻新和深化,使這個范疇的邊界不斷修正和擴大,這無疑十分符合翻譯和翻譯學的發展實際。因而,翻譯原型觀的提出,有助我們對翻譯本質的科學認識,使我們能對翻譯活動作出更具說服力的闡釋。

  二、翻譯原型

  在廣義層面,“翻譯”是一個“可以以許多方式理解的、寬泛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概念”(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譚載喜,2005:246)。例如,翻譯可以指過程或產品;可以涵蓋語際翻譯、語內翻譯和符際翻譯;可以為文學翻譯、科技翻譯、新聞翻譯、廣告翻譯、電影翻譯、字幕翻譯;可以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人工翻譯或電子時代的機器翻譯;可以指筆譯或口譯;可以分字譯、句譯,音譯、直譯、意譯;等等。在如此寬泛的范圍內,到底有沒有一個為大家共有的“核心”呢?

  按照《翻譯原型研究》一書所提出的理論假想,翻譯是一個具有原型的概念范疇。而既然屬于原型范疇,就必然存在一個翻譯原型作為翻譯范疇的核心和基礎。這是原型范疇得以存在的前提。但翻譯范疇的原型是什么呢?從原型理論的視角來看,一個范疇的原型具有兩個特征,一是它具有認知上的優先性,二是與特定范疇的各個內部成員相比,人們對范疇原型的認同度最高(Rosch et al., 1976: 382)。例如,當人們舉例說明什么是“座位” 的概念時,最先想到的,一般會是“椅子”,然后再想到“凳子”“、沙發”等;在解釋什么是“椅子”時,最先例舉的會是“靠背椅”,然后是“扶手靠背椅”、“搖椅”、“吊椅”、“躺椅”、“睡椅”,等等。又如,在談論什么是“鳥”的范疇時,人們往往會例舉“燕子”或“麻雀”,而不是“鵪鶉”“、企鵝”或“鴕鳥” 等等。這說明,前者比后者更具認知上的優先性,更接近相關范疇的“原型”,更易得到認同。

  從這個意義出發,就翻譯而言,最先為人們認知以及認同度最高的翻譯原型,無疑是狹義的翻譯。但狹義翻譯又如何界定呢?黃忠廉(2000)認為,可以將狹義翻譯界定為“全譯”,即完全保留原文內容和形式的翻譯;楊曉榮(2005: 10)指出:“狹義的、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指的是原作與譯作之間對等或相似程度比較高,即不論客觀效果是否完全如此,至少譯者主觀上希望在各個方面準確度都比較高的語際轉換活動及其成品”??偫ǘ?,所謂狹義翻譯,也可稱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抑或一般意義上的翻譯,它有兩個基本所指:一是指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即語際翻譯,也就是在一般情況下,人們聽到“翻譯”二字時所立即想到的、無須“額外標記”的那個概念;二是指“各個方面準確度都比較高的語際轉換活動及其成品”。

  自古至今,無論在國外或是國內,譯論傳統中人們最關心且討論得最多的,始終都是諸如“什么是翻譯”“什么樣的翻譯才是最好的翻譯”之類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討論其實就是對狹義翻譯,尤其是對狹義翻譯上述第二所指的討論。換言之,學者們所定義的所謂狹義翻譯,也就是譯論傳統中翻譯者或翻譯理論者所崇尚和追求的那種“好的翻譯”、“忠實的翻譯”或“理想的翻譯”。

  斯坦納認為,忠實的譯者能“創造一種有效轉換的條件。文化和心理施予上的意義之箭都是雙向運動的。最理想的情況是,在轉換時不遭受任何損失”(Steiner, 1975: 302)。嚴復心目中的“譯事楷?!?,是做到“信”、“達”、“雅”的翻譯(羅新璋,1984: 136-137);馬建忠提出的“善譯”,是指“與原文在意思上無一毫出入,而且使讀者讀了譯文后能達到與讀原文者相同的感受”的翻譯(同上:126);其他不少當代學者也持類似的觀點,如周兆祥提出:“理想的翻譯要使受意者完全理解原來的信息里面每一個單位,在語音、語法、語意、上下文的文義等各方面都正確地明白授意者的本意,既沒有遺漏,譯者也不會加進原來信息沒有的東西”(周兆祥,1981: 43)。無疑,在譯論傳統中,只有這樣的翻譯才稱得上是“好的翻譯”、“忠實的翻譯”或“理想的翻譯”。

  當然,“在轉換時不遭受任何損失”,“與原文在意思上無一毫出入,而且使讀者讀了譯文后能達到與讀原文者相同的感受”的“理想的”翻譯,其實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點卻又是可以肯定的,即:沒有人會認為完全傳達出了原文各個層面意義的那種“理想式”翻譯會不是翻譯。也就是說,當人們談起翻譯,心目中首先想到的不會是改譯、寫譯、擬譯、編譯、節譯、選譯、摘譯等類別,而會是能“準確”傳達出原文思想的完全翻譯。當我們判斷某種活動是否是翻譯時,也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它和完全的、理想的翻譯進行比較,正如萊科夫所說,“我們是按照理想化的情形而不是非理想化的情形來對事物的特性作出判斷并為未來制定目標的”(Lakoff, 1987; 梁玉玲,1994: 123)。因此可以說,我們在談論、評價具體的翻譯時,總避免不了以一種理想中的翻譯作為參照。

  傳達出源文本各個層面的意義,沒有對源文本進行任何增、刪或篡改的理想翻譯,雖然在具體的翻譯現實里并不存在或難于找到,但在抽象層面它卻是存在的。這種理想的、存在于抽象層面的翻譯,具有明顯的參照功能?!袄硐搿北旧戆凳局安豢杉啊?,并內含“不等于現實”或“與現實有距離”的意蘊。換言之,現實的翻譯是允許對“理想”進行偏離的,而各種被稱為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如改譯、寫譯、擬譯、編譯、節譯、選譯、摘譯等,實際上都是對理想翻譯不同程度的偏離。所以,按照原型理論的思路,雖然此類“語際轉換活動”并非“理想”的翻譯活動,卻都可以名正言順地歸入翻譯范疇。有學者將改譯、編譯、節譯、譯述等稱為變譯,即翻譯的變體(黃忠廉,2000),但沒有“本”,何來“變”?“變”總要有一個“本”作為基礎,作為參照,這個基礎、這個參照,正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翻譯。也就是說,“理想翻譯”是構成了翻譯的本體,以理想翻譯為本,我們才可以發展出無數的“變體”。同時,理想的翻譯也最能將翻譯和其它范疇進行區別,因為其它任何一種“語際轉換活動”,改譯、寫譯也好,編譯、節譯也好,都不可能具有理想翻譯對原文的那種程度的“忠實”傳達和再現。所以狹義的翻譯,或者說理想的語際翻譯,就是翻譯原型的形態表現,而所謂翻譯原型,就是“在各個層面和特質上忠實于源文本的、符合目標語規范的語際轉換”。

  三、關于翻譯的幾個基本問題

  如前所述,將原型理論引入翻譯研究,提出翻譯原型的理論概念,以此對翻譯范疇屬性進行新的闡釋,并通過典型譯例來對翻譯原型的形態表征進行詳細論證,這無疑是對譯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在具體層面,采用原型理論視角對翻譯原型的研究,其學術價值主要表現在對翻譯定義、翻譯標準和翻譯本體幾個涉及翻譯本質問題的討論上。

  首先是翻譯的定義問題。對研究對象進行定義是所有理論研究的起點,一門學科的建立和發展,也總是離不開對其核心概念的界定。翻譯學是一門具有跨學科性質的獨立學科,對其研究對象“翻譯”的界定“必須具有充分的限制性,以便能將翻譯和其它不屬于這一范疇的活動區別開來,但同時也必須足夠寬泛,能夠將其所有的實現形式包括進來,不要將屬于該范疇的相關活動完全排除在外”(Kimissàrov, 1996)。龍明慧通過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譯定義的分析發現,現有對翻譯的界定都未能達到這個要求。大多數翻譯定義要么過于狹隘,要么就是過于寬泛。然而,如果采用原型理論的考察視角和方法,把翻譯看作一個原型范疇,就無需執著于給“翻譯”范疇劃下絕對、固定的界限。我們可以圍繞翻譯原型,將翻譯界定為:“翻譯是以‘翻譯原型’為典型成員的一種活動”。該定義意味著翻譯包含有多種形式,既包括作為典型成員的翻譯原型,也包含與翻譯原型有所不同的其它形式的翻譯活動。而這樣的定義模式既能保持翻譯范疇的獨立性和穩定性,也能使其具有足夠的包容性和可擴展性。另外,翻譯原型具有和其它原型范疇最少的相似性,將其作為翻譯的代表可以比較容易地將翻譯活動和其它活動如創作、編撰等區別開來。即是說,對翻譯進行原型定義,可以很好地突出翻譯自身的獨立完整性。

  其次是翻譯的標準問題。翻譯標準一直是翻譯理論研究的關鍵任務所在,是翻譯本體理論的重要部分??梢哉f,不談標準,我們根本無法談論翻譯。例如大多數對翻譯本質的論述其實就是對翻譯標準的討論。翻譯標準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要堅持的準則,也是翻譯完成后對譯品進行衡量必不可少的尺度。顯然,翻譯標準對于“翻譯之所以為翻譯”是具有規約作用的,但同時翻譯標準又需具有足夠的“彈性”和涵蓋力,允許不同闡釋的存在,這樣才能適用于現實生活中復雜多樣的翻譯活動。

  我們都知道,一般而言,大多數翻譯標準首先都與翻譯的“忠實”相聯系,而“忠實”則是一個具有多義性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全面忠實”,也可以指某一方面的“忠實”,如忠實于源文本形式(其中包括語言的各個層面),忠實于源文本內容,忠實于源文本表達的思想感情,忠實于源文本的寫作風格,忠實于源文本的神韻,忠實于源文本的功能,忠實于源文本的效果,忠實于源文本的意圖,等等;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尤其是在翻譯實際中,“忠實”又是一個具有相對性特征的概念。即是說,所謂“全面忠實”并非指百分之百意義上的“全面”,因為在翻譯現實中,在各個層面(從形式到內容)的、“百分之百的忠實” 并不存在,而“百分之百的不忠實”即從形式到內容的“零忠實”則不屬于翻譯范疇。實際存在的,是徘徊在大于零、小于百分之百區間的各種不同程度的、形形色色的“忠實”或“對等”。換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我們也可以說某一方面的忠實,可能暗含著另一方面的“不忠實”,例如內容忠實可能意味著形式上的不忠實或欠忠實;某種程度的“忠實”也就暗含著某種程度的“不忠實”,例如當我們說某個目標文本在百分之八十的程度上“忠實”于源文本時,我們也可以說這個目標文本對于源文本有百分之二十的“不忠實”。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忠實”也就包含在“忠實”的語義范疇中。這種傳統式的闡釋方式,其實可以覆蓋在現代原型理論的框架之內。用原型理論的視角來判斷,“忠實”是一個具有彈性、涵蓋多元翻譯標準的范疇。

  最后是有關翻譯本體及其本體理論的討論。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指出,當前譯界頗為流行的受解構主義影響的多元化翻譯理論,雖然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但其對權力、政治、意識形態、文化等文本外因素的過分強調又使譯學研究面臨翻譯范疇過度泛化、翻譯本體無所適從,進而導致翻譯學“歸結”為“無學科”屬性的危險(呂俊,2004;王洪濤,2006)。因此,翻譯學要構建合理的學科框架以保持獨立學科地位,就需要解除這種危險,對外圍研究進行適當的限制,加強對翻譯本體的研究。雖然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呼吁回歸翻譯本體的譯學研究,但對于翻譯本體到底是什么,卻缺乏充分的說明。因此,將翻譯本體定位為翻譯原型,圍繞翻譯原型的研究也就是翻譯本體理論研究,是較為合理且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意義的。

  本文原載《中國翻譯》2011年第4期,作者:譚載喜,深圳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席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翻譯哲學與理論、中西翻譯史論、翻譯文化政治學、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中英語言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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